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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执行漫谈
作者:上海法院  发布时间:2017-07-21 16:35:07 打印 字号: | |

一个生命以国家的名义被瞬间注射终结,对于执行者来说的确有些不忍,人类对同类死伤所表现出来的怜悯之情会在死刑犯死去那一刻而被瞬间点燃,他的极其严重之罪行所引起的愤怒也会随着这个生命的离去而消散,此时人们甚至会发出若没有死刑该有多好的感叹。但死刑在数千年的风云变幻中得以延续至今天,谁也无法否认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尽管个体的生命权应得到尊重,但是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恢复社会正义的目的,一旦生命权人实施某种对社会极其严重的危害行为,这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这种生命权属的国家保护,而国家的责任上升为保护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法益。本文认为,死刑本身并不关涉文明与进步的评价,它只不过是上层建筑调控社会秩序和维护个体权利的一种强制手段,死刑的存在与否并不能上升到人权维护的高度,毕竟死刑的适用也是为了保护其他的人权或法益。正如新加坡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石明光所言:“对许多国家而言,死刑意味着刑事司法公正,而不是一个人权问题。我认为每一个新加坡公民都有权生活在一个安全、没有犯罪威胁的环境中。”我们不能演绎保留死刑就是侵犯被告人人权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建立在生命权是不能被侵犯的前提之上,且不说生命权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争议,即使没有争议,这一概念的出现也仅是近代的产物,而死刑在社会形态初始之时就已存在。要论及生命权又有自然和法定之分,自然的生命权并不具有规范评价的意义,如果是法定权利其背后则有可以被剥夺的逻辑。因为国家杀人和个体杀人关键区别在于国家是对犯罪人的自我意志决定进行尊重,一个理性的行为人必须为自己的失范行为负责。死刑在刑法上的正义在于刑法必须保障每个个体在社会中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当死刑必要而且应当被执行时,死刑的判决就是正义的,毕竟刑法的人权保障辐射于所有个体,对被告人人权的强调并不能以忽视或取代对被害人人权保护为代价,否则必将会对被害人甚至这个社会造成二次伤害并混淆民众朴素的正义价值观。因而死刑可以以国家的名义适用,只不过需要遵循程序、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和符合逻辑法则。法治文明社会对死刑的厌恶,深究之其实是对死刑执行方式的非议,换言之,法律精英把死刑等同于死刑执行方式,古代刑罚诸如车裂、腰斩、剜心、枭首、戮尸、凌迟等血腥残暴的执行方式让人不寒而栗,的确与法治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因而随着文明的进步国家适用刑罚逐步温和、民众对刑罚愈发宽容,正如黑格尔所言:“由于文化的进步,对犯罪的看法已比较缓和了,今天刑罚早已不像百年以前那样严峻。”死刑并不当然地等同于死刑执行方式,死刑是剥夺被告人的生命权,而死刑执行方式是如何剥夺,以凌迟为例,据史料记载,一共需要用3600刀,至少持续3天,并且要在最后一刀处死被执行人,方算行刑成功。这种执行方式无论是对被执行人还是执行者、围观者都是反人类式的折磨和痛苦。可见,不文明的死刑执行方式已经超越了死刑本身的要义即终结对方生命,过度追求死刑痛苦的辐射和传递,应该对执行方式的不人道给予旗帜鲜明地批判。客观讲,死刑本无文明评价之必要,它只不过是一种刑罚种类,但死刑执行方式却有社会文明考量之必要,毕竟死刑执行方式代表着国家对被执行人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反映法治文明的程度。

当今各国执行死刑的方式主要有绞刑、枪决、电刑和注射等,痛苦的多寡与执行时间的长短成正比,应该说枪决和注射是目前适用最为广泛的两种死刑执行方式。枪决是利用高速的枪弹射入颅内,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高压波,这种瞬时剧烈的膨胀是造成脑损伤的主要因素,被执行人在不超过四分钟里死亡,场面血腥不忍直视;而注射刑是在死刑犯无痛苦和无血腥的情况下不超过二十五秒的时间内结束生命。与枪决相比,注射刑应该是目前最为人道和最广泛的执行方式,这源于它符合文明社会对个体尊严尊重的人本理念,维护尊严和确保尸体完整恰是这种理念的实践理性。死刑对于死刑犯是一种最为严厉的惩罚,而死刑执行方法的选择就应该放弃这种惩罚理念,而是选择一种最为仁慈、人道、人性的方式让被执行者离开人世,这是刑罚执行的人道。

如果说报复不是一种文明的情感,那正义肯定是人类追求不懈的文明,而正义的实现却要依靠报复这一媒介,因而报复并不能被冠以不文明的定式。当日常生活中个体左脸遭到攻击后,选择的并不是听从耶稣的教诲把右脸伸出以促使攻击者幡然醒悟,而是采取不同形式的反击,这种反击亦为报复。报复的前提应具有正当的逻辑和适当的限度才能归于正义的定语。当前死刑执行方式已经相当人道,注射取代枪决更是文明人道的跨越,说到底,血腥的观感并不能带来身体的快感而仅是对人如草芥的悲哀,正如1905年清末刑法改革将凌迟等苛刻刑罚“永远删除,具改斩决”,每个时代对死刑执行有不同的要求和内心承受力,但对于死刑本身的存在并非得出我国民众毫无怜悯之情的结论。死刑从绝对意义上讲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国家应尽的义务。正如美国法官霍姆斯所言,生活实质上就是一场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社会努力的目标是建造一个竞技场,而不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者的道德目标而奋斗。

尊重其他社会成员所享有的生命权,这是个体享有生命权的前提和保障,否则个人一旦实施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在道德上就丧失了享有自我生命权的资格。详言之,生命权在法规范的保障之下才是绝对的,但当行为人对他人生命和全体国民赖以生存的社会基本法益造成根本性的侵害时,他的生命权就会由于他人或者社会的代理人即国家所行使的防卫权所剥夺,这种剥夺则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死刑是否废除这一争议话题在我国当前并没有多少讨论的实质意义,毕竟废除死刑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现阶段废除死刑同样的合理,因为是否废除死刑取决于这个复杂而又现实社会的需求以及在中国治理体系中始终对人民意志怀有敬意和尊重的执政党的取舍,当死刑废除的条件尚不具备时,鼓噪废除死刑反而是一种浮躁和不安的非理性心态。虽然当前法学精英与草根民众对死刑的态度截然相反,但我们却不能对民众坚持保留死刑的执拗过于苛责,毕竟草根民众生活于乱街杂巷、穿梭于车水马龙、接触于形色人群,换言之,在草根民众身上所发生危险甚至恶性事件(例如厦门BRT公交起火案、白银市连环杀人案)的概率远远高于生活在封闭、优越、安全环境下的法学精英,其所领受的犯罪之痛苦有时是不能被工作于庙堂之上的法学精英所能感受和理解。申言之,废除(下转第88页)(上接第82页)死刑并不能换来真正的人权,因为死刑并不绝然对立于人权,如果某些法律精英以废除死刑来保护人权,则偷换了概念;同样,废除死刑也不能消解西方对我人权的指责,因为西方的人权观与我国的人权观有本质区别,西方对我人权的苛责已超越了人权本身和经济发展相适度,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

回看生活在乡间弄堂里的草根民众,他们主张保留死刑只不过是为自己保留一份安全和公正的信心和期待,这或许是他们对死刑不切实际的寄托和负担。但是,无论你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每一个社会人生活的最终目的都将归于简单和平静:正如著名作家余华《活着》一书所言:“活着的人,都好好活着”,这才是人们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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